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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君：享有一定声誉的中央电视台著名媒体人，著名节目策划、主持，也被称为国内少有的复合型媒体明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也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的第一位电视传播学硕士，为中央电视台第一位被派驻美洲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央视《世界经济报道》《纪实十五分钟》和《半边天》等多个栏目。

  杨君1990年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传媒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研究生，1992年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获得国家教委研究生奖学金和三台奖学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以媒体评论员的犀利笔锋撰写大量以媒体为内容的调查及评论，首次提出电影具有媒体属性的观点，同时指出应将媒体的范畴包含八大传播媒介——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图书、音像、网络等。提出以媒体事件中的经典人物作为研究个例来纵向集纳考察中国及世界媒体发展的观点，并加以成功实践。

  从1979年开始从事体育报道工作，至今已经近30年。除了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大型体育直播谈话节目《体育沙龙》的创办，担任了该节目的首任制片人。还采访和报道了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历届夏季奥运会，总共7届，以及2届冬季奥运会，5届亚洲运动会，6届全国运动会。作为实践的领导者和理论的开拓者，程志明率领中央电视台团队参与了雅典和北京奥运会及多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工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赢得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赞赏。他撰写了数万字的论文，建立了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的基本理论体系，主编了《英汉/汉英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词汇手册》等著作。

  程志明担任2004年雅典奥运会任领队，率领中央电视台58人队伍，第一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出色完成了乒乓球、羽毛球和现代五项共3个项目的公用信号制作任务，获得国际奥委会高层领导和电视专家的高度赞扬，为中国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了历史。之后又率队参加了多哈西亚运动会、墨尔本英联邦运动会、多哈亚运会、亚洲杯足球赛、女足世界杯赛、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疾人奥运会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电视公用信号制作，均赢得广泛好评，确立了中央电视台在国际电视信号制作领域的地位，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结合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实践，在理论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撰写了数篇论文，第一次对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核心理念、标准、特性和形态以及各岗位工种的职能作用做了较为精辟的论述，明确地解析了信号制作和转播之间的功能区别，提炼出“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体育节日”、“均衡压倒一切”、“成熟的队伍制作成熟的信号”、“导演组一变六”、“把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转变身份保持中立”、“生产车间和批发商业市场”、“工业化生产流水线”、“强化规定动作弱化创新意识”等通俗易懂的概念，对诠释奥运会信号制作理念、更新制作人员的观念、规范工作行为、树立标准概念、培养专业人才起到引领作用。此外，还参与了2005年6月出版的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本《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一书的编写工作，作为专业指导，在该书的立意，构架搭建，总论的方向性和核心概念的把握，专业表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在做的工作，把所研究和提炼出来的许多概念和体会写进了书中。此外，作为副主编，还参与了2007年8月出版的《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一书的策划、编写工作，借助编辑第一本“标准研究”的经验加强完善该书中的立意、观点、专业表述等环节，使之更加准确实用。主编出版了《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英汉/汉英词汇手册》，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本涉及公用信号制作的双语专业词典。

  主要论著：《浅谈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理念和标准》《由“一变六”引发的思考》——电视体育赛事公用信号制作杂谈《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车间”》——体育赛事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区功能解析，《多哈亚运会向雅典奥运会看齐》——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浅析，“小马拉大车”—“超级体育”成功之道，《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研究》，《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标准指南》，《体育赛事电视公用信号制作英汉/汉英词汇手册》。

  他的爸爸姓陈，他却姓程；他不仅会说世界上的最大语种英语，而且他还精通 世界最小语种泰米尔语；他在奥运会上追截采访萨马兰奇传为佳话；他开办的中国较早的体育谈话节目《体育沙龙》开辟了体育文化的新天地。

  程志明还是几年前见到他时的样子：瘦、高、戴眼镜、精神。不同之处是他已完成了从《体育沙龙》制片人到CCTV体育中心新闻部副主任的转变。与竞赛部相比，新闻部的特点是年轻人多。程志明手下的一百多人，95％以上是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而程志明作为副主任,侧重于专题片的制作，这些专题片是广大体育观众们耳熟能详的：《体育大世界》、《中国体育》、《世界体育报道》,《五环夜话》、《足球之夜》。

  在台里，程志明开会常常是跑上跑下的。没在中央电视台生活过的人可能不能理解在中央台“跑上跑下”是什么概念。譬如说程志明在14层开会，而他的办公室在22层，他能够在1分钟之内爬完八层楼!一般的速度是56秒。1990年在中央台举行的爬楼梯比赛中，程志明以3分6秒的成绩荣获中年组第一名，而青年组第一名的成绩是3分16秒，他们爬的距离是从1层到23层。

  创办《体育沙龙》，对于程志明来讲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因为谈话类节目体育部从来就没做过。1995年这一个节目刚开播，就有中国体育界知名教授预言：不出半年，这一个节目就会夭折。因为它有较强的导向性和思想性，把握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且画面单调、时间长、完全靠清谈来维持一个节目，太难。后来，《体育沙龙》没有夭折，这位教授也成了程志明最好的朋友。

  1992年，老人撒手人间时给程志明留下两条遗嘱：一是让他好好干电视，不要贪财去做生意；二是好好培养小孩子，—定让他上大学。

  属兔子的程志明，好动。打小时候，就爱上房揭瓦，上树掏雀。在部队大院里，领着一帮小伙伴，东跑西窜的，没个消停。上了学，还是贪玩，不好好念书，老师也拿他没法子。快读高小了，程志明的爸爸——一个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老军人，忽有所悟，觉得棍棒之下难出人才，硬的不行还得来软的，他把儿子唤来开导：“晓得为啥爸爸姓陈你姓程吗?老话说“好汉坐不改姓行不更名”，咱本姓程，可我把祖上传下来的姓结弄丢了，不就因为是个睁眼瞎吗?刚上部队时，文书造花名册，南方佬分不清陈和程，给写差了，我也不识字，人家写啥算啥，糊里糊涂地就姓了陈，你说窝囊不?那时穷，念不起书呀!当了兵，行军的时候，一人背后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字，后面的看前面的，就这样总算认了几车斗大的字。没文化，不知吃了多少哑巴亏!告诉你，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咱程家要出一个大学生!你当了，算你有种!你当不了，你的儿子也要当大学生!不然，我是死不瞑目呀!”说着说着，泪水夺眶而出。这一番话，震撼了程志明幼小的心灵。从此，他像变了个人样，开始用功了。

  程志明是个孝子，父亲那掏心窝儿的话，在他听来是死命令，非得办到不可!后来他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当上了大学生。可在父亲眼里，他是被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还欠着点分量。1992年，老人撒手人间时给程志明留下两条遗嘱：一是让他好好干电视，不要贪财去做生意；二是好好培养孩了，—定让他上大学。父亲的心愿，程志明牢牢记着，每年扫墓祭奠，他总要带上孩子，让儿子在他爷爷的亡灵前立志成材。

  程志明不忍让父亲伤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为了父亲的一句线多年体育记者，除了尽心干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还给不少报刊撰写稿件，翻译文章。1984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世界体育》节目，缺文字稿子，韩乔生来找程志明，说：“你英语好，又懂体育，我这里有外国弄来的资料带，你一边听，一边译，怎么样?”程志明想,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应允了。设想到这活儿还真不好干，当时对国外的情况知之甚少，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不知怎么翻，于是便四处请教。有些鲜为人知的体育项目，总不知怎么译好。比如。“冰壶”，他译作“冰上溜石”。韩乔生戏言：“你翻成什么就是什么。可也不能太离谱。”程志明那时不熟悉足球，碰着拗口的外国球队名就头疼，好歹翻出来，连韩乔生也费琢磨：这是不是“尤文图斯队”?就这样一干就是四五年，程志明为这个专栏翻译编辑了三十多万字的解说词，风趣幽默的风格顿倒了无数观众。

  在离乔丹两米远的地方，有人间乔丹，“你已经功成名就，为何还要如此努力?”程志明清楚地记得，乔丹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This is my job!”（这是我的工作！）

  1975年9月。程志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最初他练习的是英语播音，后来领导让他改行学泰米尔语。好不容易学会了泰米尔语，领导又让他改行了，程志明这一辈子不是拧在固定位置上的螺丝，他的工作长期处于不停的变换中。这次是新成立的体育组急需懂英语的年轻记者，领导觉得程志明可担当此任。

  等到1982年，程志明经过国内新闻报道的摸爬滚打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人”了，领导把他派到伦敦采访汤姆斯杯羽毛球赛。这一次程志明赶上了机会。那—年是中国男队第一次参加汤杯赛，其时羽坛霸主是印尼队，决赛时大多数中国记者认为中国队没什么希望，竟然没有去赛场，而程志明是个勤快人，也是个有心人，于是他成了在场看球的少数几位中国记者之一。不曾想中国队如有神助，竟然战胜了印尼队。正所谓“天道酬勤”，这让程志明在圈内一举成名，他采写的夺冠纪实报道《不畏艰险攀高峰》成了独家新闻，国内媒体竞相采用。国际电台领导大喜过望，给程志明颁发了嘉奖令。

  勤快是程志明的一大特性。干体育记者，程志明是老资格，但程志明干电视却是最近十年的事。1991年，他正式调到体育部后参加的第一个大活动就是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程志明得了一个“碰头彩“。那时他们报道中国队所有夺金牌的场面，常常以步当车，赛后奔走如飞冲到机房赶制节目，令其他几个国家的同行叹为观上。而程志明围追堵截采访萨马兰奇也更是被传为佳话。

  第二天，通过正常方式安排的采访也通知下来了，杨伟光台长拜访萨马兰奇，程志明担任口语翻译。萨马兰奇见到程志明的时候，有点儿困惑：“这位先生不是采访过我了吗?”

  精明能干的程志明，被中央电视台相中是理所当然的事。1989年他先是借调到亚运会办公室，当公关部主任；1991年3月，正式调到体育部。已到不惑之年的程志明，又闯进了电视人的圈子。仍是来去匆匆，仍是风风火火，程志明跑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采访了大大小小的运动会。想起来，最过瘾的，还是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

  那是1992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派住巴塞罗那采访的新闻组人员，只有两部摄像机，一部拍花絮，一部拍新闻。程志明负责新闻组，带着一老一小，摄像师魏学亮和技术员王铁钢。除了一部摄像机，没有汽车，没有大哥大，连步话机都没有，领导却要求他们报道中国队所有夺金牌的场面，一块不拉。

  那次是和香港一家电视台共用机房，这自然就形成了竞争，看谁家的消息发得快。开始比不过人家。程志明他们不服输，就思谋绝招儿。因机房在山下，赛场多在山上和半山腰，他们老早就上山探路看好地形。比赛前抢站有利位置，保证赛时的拍摄。一赛完，又利用运动员尿检前的一点儿空，抓紧采访。然后把带子交给年轻力壮的小王，由他跑步送下山。车轱辘虽快，路却堵，怎么也比不上“神行太保”。一次，小王急跑四五里路，冲进机房时，忍不住高兴得大叫：“新闻回来了!庄泳夺冠!”香港电视台同行大为惊讶!

  广采博览，深入研究。结合实际，反复酝酿。1994年岁末，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并很快地付诸实践了……

  其实栏目开办的创意源于“巴城奥运”，程志明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体育部主任马国力曾主持过每次20分钟的《奥运沙龙》谈线年广岛亚运会前，马国力就对程志明说，1995年体育频道将开播，为弥补评论的不足，需要创办一个评论性节目——《体育沙龙》，同时谈及了一些设想。《体育沙龙》有别于其他节目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的形式完全是一种谈话，俗称“侃大山”，由主持人、专家和与事件相关的人物围坐一起，深入浅出地各抒己见。当时这种“谈话”节目在国外甚为流行，在我国则刚刚起步。一些电视台虽然也在尝试，但都没有积累起完整成熟的经验。象《体育沙龙》这样1个小时的“长侃”节目，又是现场直播，在中国电视史上还是首例。无前车之鉴，犹如在沧茫大洋上开辟新的航线，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当时1995年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实话实说》也还没有开播，没有正式浮出水面。

  富有进取精神的马国力、程志明等人开始了探索。广岛亚运会期间，在繁重的报道任务间隙，他们着意观看、研究了日本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从人物的表现形式，场地的布置,到机位的设置，镜头的运用,细致入微。其后，在赴瑞士采访期间，程志明又把当地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作为研究重点。广采博览，深入研究。结合实际，反复酝酿。1994年岁末，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渐渐清晰，并很快地付诸实践了……

  而郎平刚踏进国门，他们在1995年2月17日就播出了专访“久违了，郎平!”国奥队在戴拿斯杯上失利，及时地把主教练戚务生从云南请回北京，向观众恳谈了其中的原委。

  那一天，围绕“火爆95体坛”的话题，邓亚萍、阚福林、杨伯镛、李永波等各项目代表人物各抒己见，对中国运动员将要参加的几项重要国际大赛进行了展望和议论。直播现场气氛热烈，热线电话频频打进，《体育沙龙》一开播便抓住并回答了体育爱好者最关心的问题，令人耳目一新。

  《体育沙龙》虽然定位较窄，但要驾驭这样一个一小时的直播谈话节目，要求主持人不仅对中国乃至世界体育领域有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而且要有相当的阅历和过硬的新闻素质，并且要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当时经过多方考查和慎重选择,体育部的两名资格较老，“才貌俱佳”的候选人——主任马国力和人称 “ 大师”的主任记者师旭平披挂上阵。可以说，《体育沙龙》赖以开播的主要阵容还是比较整齐的。

  《体育沙龙》当时每周五晚上播出，纵观播出的前半年的选题,诸如“体育暴力的背后”、“纵论转会潮”、“国奥队，我为你着急”、“体育休闲漫谈”、“你能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吗——我国青少年体质和健康情况分析”、“生命无价”，等等，既有竞技体育的热点问题，又有全民健身群众关心的问题，这些或为新闻焦点，或有代表性、普遍性而又引人深思的事情，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后来也间或穿插一些“软性话题”，如“双休日漫谈”、“老外的篮球故事”等。在不少观众被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中的长侃弄得大倒胃口的时候，《体育沙龙》的一小时“长侃”却吸引了一大批体育迷，这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节目制作者们选中了好的题目。

  观众反映：郎平在节目中的表现和风度俱佳，除了成熟稳健外，学识见地、分析问题的水平也令人刮目相看。主持人马国力认为郎平的现场发挥是超水平的，他风趣地称与郎平的配合打得很好!

  早在1995年1月，郎平还在美国举棋不定的时候，《体育沙龙》与体委内部的专职联络人就天天与其保持热线联系，密切“监视”这位体坛名将的一举一动，并且很早就掌握了她回北京的确切时间，伺机得到最热门的独家新闻。但采访并不是想炒她，与其他传媒不同的是，《体育沙龙》请郎平来直播室的初衷是基于几十位专家对郎平未来道路的分析后，毅然决定要帮郎平一把的。

  郎平是人不是神，回到阔别8年的祖国，她能够挑起全国人民的期盼和重托吗?如果她的心理准备不够，她未来的道路真会顺利吗?《体育沙龙》决定为郎平泼点冷水。编导们的心里很清楚，这一次的节目可能会对郎平回国开展工作铺平道路起极大的作用。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次请来的嘉宾都是清一色的球迷，他们满腔热忱地来为郎平“松绑。“郎平这次回来，并不是来拯救在深谷中的中国女排，而是尽力帮助中国女排从深谷中一步步爬上来。我们热爱郎平，就不能在她还没有抡开了干之前就给她套上沉重的枷锁。

  《久违了!郎平》播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地的电话和来信不断。观众反映：郎平在节目中的表现和风度俱佳，除了成熟稳健外，学识见地、分析问题的水平也令人刮目相看。主持人马国力认为朗平的现场发挥是超水平的，他风趣地称与郎平的配合打得很好!

  足球改革多年来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正因为足球改革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所以1994年中国足协推出足球运动员体能测试就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把体育界、足球界冲击得东倒西歪。先是国家队运动员李红军、翟彪等在12分钟跑和25米折返跑中测试未能达标，后又杀出广东太阳神队的体能教练刘铁强烈反对足协的这种体能测试标准。一时间，围绕着足球运动员的体能测试，中国足协,各俱乐部运动员、各队的体能教练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可以说1995年1月开播的《体育沙龙》将体育界其它的“热点”抓了个八九不离十。辽宁足球队队员集体，反映了俱乐部机制存在的问题；春节期间，意大利足坛发生惨案，一名球迷在骚乱中丧命，举世震动，他们意识到，这个悲剧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是人类走向文明过程中产生的糟粕，对这种有违奥林匹克精神和道德的卑劣行为，必须无情地给予痛斥和鞭挞。于是，体育沙龙以“体育暴力的背后”为题，列举了近十几年来的国际国内体坛的暴力事件，深刻细致分析了体育暴力产生的原因，旗帜鲜明地反对体育暴力；国奥队在戴拿斯杯上失利，及时地把主教练戚务生从云南请回北京，向观众恳谈了其中的原委。

  《体育沙龙》的可贵还在于它不拒绝失败者，卫冕失利归来的谢军可以借此一谢天下，棋运不佳的聂卫平可以平静地告诉观众：“我尽力了!”

  人们总以为体育是一种最少思想的文化活动，一些体育形象的雕塑都去了头颅，以示体育只与筋肉有关，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偏见。在《体育沙龙》里，人们要谈思想、论哲理、叙感情，选题精当是颇费匠心的。追踪竞技体育热点固然引人入胜，如在足球甲A狼烟四起之时，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兵团集结之日，乒乓球队捧回7个奖杯，国奥队被拒之奥运门外，都能找到谈话的理想入口，但社会体育敏感的话题也同样会引来铃声不断的热线电话：公用体育场地何时开放，知识分子健康谁来维护，青少年体质状况下降到了什么程度，城市大秧歌怎样规范，球场的“国骂”何日可绝于耳，双休日如何打发，都可以在体育沙龙里引发争论，没有人来做说教式的演讲，但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共识。

  力求形式的完美和创新也是《体有沙龙》编导者们的一片苦心。从固定的演播室走到现场，从少数人谈话发展到与现场观众的呼应，这是对传统沙龙格局和程式的挑战，这种尝试已获得了初步的成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谈话轻松幽默，气氛宽松自在，但没有因之失却思想的严肃和深刻，这是《体育沙龙》一直可以看下去的缘由。

  “每次主持，我都象得一场大病似的。”在《体育沙龙》直播初期，主持人师旭平对记者说。的确，每一次主持，主持人都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主要难度有二。一、来宾不是专家就是消息灵通人士，而每一次的话题和来宾都是新的，主持人不可能什么都明白，既要充分的发挥来宾之长，又不露自己之短；二、节目是现场直播，预先不演练，更无稿子可背，来宾具体谈什么话，主持人事先不很清楚，要因势利导，控制好局面，极其艰难。它要求主持人有着非常丰富的学识，良好的心理素质，很高的应变能力,好在马国力和师旭平都是资深记者，他们一次又一次战胜了挑战，一步一步地向成功与自由的境界迈近。

  学习、工作和生活，似乎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东西，但在程志明的身上，却表现得挺轻松自如，有声有色。

  如果你是一个常电视台体育部走走的人，不久便发现一个特别现象，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三个字的姓名称谓都变成了两个字，如程志明变成了程志，师旭平变成了师旭，岑传理变成了岑传，甚至主任马国力也变成了马国。当然，岑传和马国这一主任级别的领导，一般他们都是背后叫的。这些称呼乍一听起来有些不习惯，但很快便觉得不仅亲切入耳，还十分简洁实用，这不知是否为体育部的一项专利。

  有人用一个非常文雅的词形容程志是“玉树临风”，因为他高个儿，消瘦，并且戴眼镜的原因，虽然是一些调侃的味道，但这是他也愿意“接受”的。由此可以说明大家把他当自己人。

  以前到过程志明办公室的人，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漫谈”从开办之日起所有的档案及资料一一记录在案，细得让你无法挑剔。只要你提出想调看哪集的录像带或文字稿，以及想用一张哪位嘉宾主持的照片，他即刻能给你取出来，甚至还要附带着加上关于这份嘉宾在镜头前的一系列表现。如果用如数家珍来形容程志明的这些收藏，那么再恰当不过了；

  程志明的本子最有说法。来电视台之前，他的十年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生涯中，本子上除了记录工作之外，还有很多朋友间的私人交往：谁曾在生活上帮助过他，谁教会他录音和摄像，谁在他工作一筹莫展之时，伸出过友谊之手…程志明的理论，做人应该有良心,讲感情。调进中央电视台“漫谈”栏目之后，本子的利用率更高了，有时一天要翻好几遍。他说：“我什么都能丢，唯独本子不能丢。”本子是程志明的百宝囊，在工作上它不仅仅具备取之不尽的神力，在感情上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寄托。

  用体育部同仁的话说，程志明应该算事业有成的人了，可是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仍然有紧迫感。他说，虽然自己对体育从未感到陌生过，又略通一两门外语，但这其中很大成分是对过去而言。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日千里，作为一个中年人，淘汰的东西多，需要补进的东西更多，学习的任务永远横在面前。

  “夜话”中马俊仁对昔日辉煌的留恋与后来学生出走的尴尬；“夜话”中聂卫平发出的“如果有一个比较美满的家庭，很顺心如意的话，对棋艺应该是有好处”的感叹，都是“神来之笔”，由此观众也会体验到冠军们在很多事情上和普通人人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

  九十年代以来，除了大量而繁杂的体育转播使体育迷们大饱眼福外，像《体育沙龙》这样的站在文化的高度看待体育，深层次理解理解竞技体育的节目使观众有更强烈的参与意识。与《足球之夜》以年轻后生充满朝气的风格不同，《体育沙龙》最初以中年人的稳重与思辩见长。这可能与《体育沙龙》的发起者马国力曾当过兵、制片人程志明是“老三届”的“老插”、师旭平既当过“插青”又当过大兵有关，而他们又通过大学、留学学习有了充分的文化积累，加上可称为“新三级学人”(即77—79恢复高考入学者)的郁洁，这四个从40岁到49岁的“四条汉子”成为《五环夜话》的四根台柱。

  四年来，《五环夜话》在众多的体育电视栏目中抢滩登陆，并一跃成为“明星”，成为体育迷们难舍难分的非常牵挂的宠儿。“夜话”接到了无数个拨打了多少次才打进来的电话,收到了派专人读都读不完的信件，称赞与建议占了90%以上；一些批评虽然尖锐却能窥见批评者对它的关注。《大学生》杂志总编钟岩说：“这是我见到的体育电视中最有品味的一个栏目,有些比赛我可以不看，‘夜话’却不能不看。”球迷毕立原用遒劲有力的笔墨改写了《沙家浜》唱词：“来的那是腕儿，全凭嘴一张。相逢是知己,过后还思量。”国安队的球迷陈力朴打电话说：“看了‘沙龙’袒护裁判魏吉鸿，我发誓永远不看你们的破‘沙龙’了，后来看你们还办了几期好节日，也就扯平了，今后要接着看。”不管是夸是骂，它终归是受人瞩目的。

  1984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因为价格昂贵，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一起出钱购买了奥运会转播权，香港TVB出钱最多，所以，很多国家和地区电视台都不去洛杉矶，而到香港TVB电视台制作节目。中央电视台共6个人去了香港，在香港电视台里看着电视画面解说开幕式。解说员是宋世雄，因为对美国文化以及开幕式的创意内容不甚了解，又没有解说词，其中有15到20分钟，他几乎没怎么说线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也发生过。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央视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己的转播优势，投入三个开路频道、一个高清频道和四个闭路频道，连续播出3700至3900小时的奥运节目。转播范围也更加国际化，摒弃以往只转播有中国队参赛的项目或有中国元素的内容的做法，有相当一部分转播全是外国运动员参加的项目。虽然存在着设备短缺的硬伤，也有着开幕式转播效果与国际大台相比技不如人的缺憾，然而北京奥运会慢慢的变成了了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电视公用信号制作统一理念之后，东道主国家参与制作公用信号项目最多的一次。

  “这是个欧洲人制定标准并占垄断地位的行业。”程志明说，体育比赛电视公用信号制作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行业，公用信号指多于一家电视台使用的信号，英文是International Feed 或 World Feed，与单边播出的概念相对。在本届北京奥运会，全世界共有20多个国家服务于BOB(北京奥林匹克转播有限公司)，为全部28个体育赛事项目制作电视公用信号。“如果把BOB比作一个大的电视产品贸易公司，每个比赛场馆就是这一些产品的制作车间，公用信号制作团队就是车间的工人，电视产品通过光缆传送到BOB，由BOB批发给各个国家的电视台，各个国家的电视台经过本国元素的包装和加工，就是观众们看到的画面了。”据他介绍，这样的领域一直是欧洲人的天下，在雅典奥运会之前，亚洲国家只有韩国和日本参与过公用信号的制作。以此次北京奥运会为例，在20多个参与提供公用信号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一半左右，因此，中国团队能够挤入这一阵地实属不易。

  据程志明介绍，此次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团队如何在短期内达成默契，这比转播中的技术运用更重要。“我们是这些项目的核心制作团队，但是每个团队中也有很多外籍工作人员，如何在短期内与他们形成很好的配合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如何在短期内尽快熟悉所使用的设备。这次BOB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高清设备，很多设备都是在比赛前由欧洲船运过来的，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转播质量，要很快摸熟它们。”

  在如此大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下，此次央视电视公用信号的制作水平受到了广泛好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每天下午3点，在IBC(国际广播中心)都会召开一次转播商大会，各国的转播机构都会在会上与BOB进行交流，对其提供的公用信号的质量进行评价，如果哪个项目的信号有很大问题就会被投诉。“中央电视台从来就没被投诉过，”程志明说。

  北京奥运和给BOB“打工”的经历给了中央电视台一次大规模自我营销的机会，但如何追赶世界顶尖电视台在大型体育赛事转播信号制作领域的脚步，给走向世界的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新的课题。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几天内，网友对于BOB和美国NBC电视台所转播的奥运会开幕式比较后发现NBC的转播水平更高，这显示NBC在奥运会开幕式这种大型庆典活动转播信号制作方面更高一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相比BOB，NBC在很多BOB没有设机位的地方都设了自己一整套的摄像机，另外，NBC转播比直播晚了12个小时，它们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画面的剪辑。”程志明说。

  在雅典奥运会上成功完成了乒乓球、羽毛球、现代五项三个比赛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中央电视台日前表示，作为东道主的国家电视台，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央电视台将集合全国的优秀电视人争取制作完成10个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都是由国际奥委会授权的国际体育广播公司与奥运会承办国共同组成的机构负责，由他们召集全世界最优秀的电视制作队伍完成。中央电视台是从雅典奥运会才开始参与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竞赛部副主任程志明介绍说，奥运会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与电视转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年前，中央电视台争取到这项工作时，对它也没有一点了解，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两年来，经过几百小时的制作实践，中央电视台派到雅典的58人的制作队伍，按照“公正与平等、运动与情感”这一奥运会电视国际公用信号制作的核心理念，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得到了国际体育广播公司的认可。

  有了雅典的成功经验，中央电视台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更有信心。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主任马国力说，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对中国电视的制作水平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到时我们还只做三个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届时，我们将集合全国最优秀的电视人力争制作完成10个项目的电视国际公用信号。